王新起卖鞋六元走回老家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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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王新启的境遇后，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的何思源编导特意开车前来接送王新启的家人。考虑到忙碌了半天后王新启一家还没有吃饭，何思源特意请他们前去路边的小饭馆吃饭。刚一坐下，王新启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一元钱对哥哥说：“哥，你看我今天弄到了一张钱。哥，你看到没有，这钱上面有毛泽东头像呢！哥，这钱要好好留着将来用！钱可是好东西呀！”坐在一旁的王新得看着弟弟，抿了抿嘴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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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的时候，坐在对面的王高杰将自己的饭拨出很多给叔叔吃。王新得在旁边叹气道：“唉，说来话长，我原本聪明的弟弟是被一个冤案害成现在这个傻样子的。我弟弟现在吃饭特别能吃，如果舍得给他吃的话，他一顿可以吃五斤豆腐和喝完十瓶啤酒后还会觉得没有吃饱。可怜我们家里的条件实在太差了，哪能弄到这么多东西给他吃呀！儿子，你也要多吃点东西，从昨天到现在你在火车上也没有吃。唉，我这个大儿子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可他从小就患了神经性耳聋。听医院说安个什么人造耳蜗就以听到说话了，可我们家本来就非常困难，哪能有那么多钱给他治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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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8分王新启在哥哥王新得和侄儿王高杰的陪同下乘坐城铁去哥哥居住的地方。当我们在地铁入口处告别的时候，王新启想了有十秒钟，然后笑着对我们说了句：“再见”！

 

 

手记：
2008年2月12日凌晨3点，我们在感恩中国求助纪实栏目刊登了《王新起：卖鞋六元，走回老家！》一文后，接到了许多热心网友发来的电子邮件，他们纷纷提供有关王新启寻家的信息或者表示愿意为他提供一些帮助。
2008年2月14日，一位自称来自河南的好心网友说找到了王新启的家人，随后我们电话联系上了王新启的哥哥王新得以及他的几个亲人。
2008年2月15日，通过电话联系我见到了前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赶过来的王新启的哥哥王新得以及从天津连夜坐火车来的侄儿王高杰。
通过和王新得的交谈，我才了解到王新启的精神有些不太正常，他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通过王新得拿过来的弟弟的身份证上显示，他的名字叫“王新启”。

 

当我们约好今天见面的时候在五道口初次相见时，王新得和他的大儿子王高杰都显得非常紧张，紧张到有时说话词不达意。

当王新得终于在救助站见到以为冻死或者饿死的弟弟王新启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将弟弟拉着走出救助站后，王新得激动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提到自己的弟弟，王新得叹着气向我们说了很多有关王新启的事，他说：“我家里一共有兄弟姐妹六个，我和弟弟是男孩。我在家排名老二，弟弟王新启排名老四。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除了弟弟王新启没有成家外，其余的都已经成家。
我弟弟王新启1971年4月20日出生的，从小他就非常聪明，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所以俺爸特别喜欢我弟弟，俺爸那时说王新启将来长大了肯定比我有出息！初中毕业后我弟弟突然跟家里说不上了，尽管家里人多次劝说但最终我弟弟还是没有去读高中。
在我弟弟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亲戚的帮助下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当时女方要求我们家必须买一台彩色电视机做嫁妆，可那个时候我家根本拿不出买彩电的一千多块钱，所以女方退掉了和我弟弟的婚事。自从女方退亲后，我弟弟就开始变得精神失常了，他整天把自己关到屋子里不和别人说话。
看到我弟弟变傻了，我们家东凑西借弄了点钱给他治病。1992年我带着我弟弟来到了河南省驻马店精神病医院，医院的医生说一个疗程需要住院三个月。可住到两个月我们家实在是没有钱了，只好带着我弟弟从医院提早回家。回家后我弟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可我们家因为没有钱只能干着急。
1993年有一天我们邻居王孟良的老婆跑到我们家说我弟弟王新启强奸了她，当时我和俺爸一听说便把我弟弟送到了派出所接受处理。派出所的民警当时说想要知道我弟弟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病必须去专门的机构鉴定，这样才会有效。当我把我弟弟1992年在驻马店精神病院住院和诊断的证明交给民警看时，民警说这些证明都没有效，必须去专门鉴定精神病的机构。可我们家实在是太困难了，拿不出这笔钱来做给弟弟做精神病鉴定。
大概到了1993年11月份我弟弟被以强奸的罪名判刑三年。当时办案民警说我弟弟的胸口上被王孟良的老婆咬了一口，至于后来以什么证据判的三年我们家人也弄不清楚。我弟弟原来是判三年，因为他在教管所表现好减刑了半年，所以总共在教管所呆了二年半后才被放了出来。
1995年我弟弟还在服刑时，我们60多岁的母亲因为一直为弟弟担心着急最终去世了，临走时我母亲还说我弟弟是被冤枉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既然给我弟弟判刑三年为什么不在监狱里服刑却在教管所服刑？再说王孟良的老婆当时不仅已经是有一个小孩的妈妈，她的年龄还比我弟弟大五岁，可我弟弟当时还是个没有结婚的人，我想不通为什么精神失常的弟弟要去强奸王孟良的老婆？在我弟弟服刑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的精神病更加严重了，最终导致我弟弟整个人废掉了！说实在话，这几年我一直都为我弟弟被判刑而感到不服气！
1996年我弟弟王新启从教管所出来后精神病继续加重，他把家里能烧的全烧了，烧到最后俺爸只能躲到别人家里。我弟弟将家里烧得只剩下一个铁门后，他把铁门卸下来晚上直接睡在铁门上。后来我们家里土井抽水的铁筒也被人家偷了，我弟弟喝水都变得非常困难，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于是开始轮流给他东西吃。
2007年12月6号因为我在北京种菜，所以将弟弟从河南老家带到北京来看病，没想到一来到北京我就和弟弟走丢了......”

 

王新得一直为弟弟的遭遇愤愤不平，而一提到这些他就无法平静下来。我便问到他家庭的其它情况，王新得说：“我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取大学只能回农村种地。我爸爸当了30多年的村干部，我后来也在我们村当过副书记以及团支部书记，我还在河南西华县西下乡曹湾小学当过五年的代课老师。1985年我因为教的孩子出了成绩，得到周口地区教育局的奖励去北京游玩了一次。因为我是一边当村干部一边代课，所以我向镇教办申请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可镇教办说解决不了名额问题，只能让我继续当代课老师。考虑到家里两个孩子上学和大儿子耳聋都需要钱治疗，我最终还是离开讲台去外面打工了。当我离开学校时心里真是舍不得呀，毕竟我对讲台有着很深的感情！可那个时候现实逼迫我不得不离开讲台！
直到四年前我和老婆朱翠英来到北京朝阳崔各庄乡承包了一亩地种菜，现在一亩地每年给老板交600元，如今每月我和老婆两人能省下500元。我的大儿子现在在天津一家服装厂打工，小儿子王高阁去年考上河南科技大学如今在上学，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很懂事的孩子。今年放寒假我的小儿子跑到北京当了一个月的保安挣了700元，小儿子说他现在长大了，能挣一点钱就挣一点，这样也给家里减轻点负担。等这个月21号他就当满一个月保安了，然后他可以拿着工资回学校上课了。今年加上菜价往上涨了一些，所以我将我弟弟带到北京来准备给他看病。

现在我老了，在河南老家的俺爸今年也78岁了。我只能先委托邻居们帮我暂时照顾一下，我这边邮点钱回家给俺爸过生活。
不害怕你笑话，我当时把我弟弟王新启带到北京来看病的事都是瞒着我老婆做的，要不然我家老婆肯定会不高兴，因为这是我家兄弟而不是她家兄弟。

去年我家大姐夫来北京地建筑工地上干活，不小心从三楼摔了下来。他昏迷了七天七夜后活了过来，大姐夫是粉碎性骨折目前还在治疗。不过他那个建筑工地的老板很好，直到现在我家大姐夫的医疗费还是工地老板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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