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丛贵：对不起亲爱的老婆（捐助已停止）

呼吸极度困难的谭丛贵张着嘴，慢慢地缓解着自己的呼吸。谈起自己的病情，谭丛贵只是只言片语，不愿多说，但当他谈起自己的家，老婆，孩子，尤其是自己从2001年到2004年打官司的遭遇时，他还是无法忍住眼中的泪水：“我1967年出生，村里地贫人穷，也没条件上学，和村里的大部分同龄人一样，结婚、成家、生孩子。我的老婆刘明荣是1969年出生的人，和她结婚的时候，家里住的石板房已经倒塌了，没有办法，全家人只能在外面搭个茅草房临时居住。随着两个儿子相继来到人世，年迈的父亲重病缠身，又加上那时国家的摊派比较多，一年需要向国家交各种税费1000多块钱，不要说自己家人吃饭了，就是交给国家的钱都交不起。怎么办？为了养家糊口，挣钱盖三间土墙房子，在1991年的时候，我不得不抛家离子，外出挣钱。没文化，没技术，要想多挣钱只能找吃苦，出力的活干，那个时候厂矿比较少，要想多挣钱，只能下金矿干活儿。当时我干的是在石头上打炮眼的活儿，一边打，一边用风扇吹炮眼里的灰尘，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刚开始几天，灰尘太多，不仅睁眼困难，还呛得难受，工头告诉我们，习惯就好了。半个月后，真的习惯了，大部分人为了出气方便，干脆把口罩丢掉。第一个月，我挣了280块钱，发工资的时候，工头当时还说，好家伙，你这么高工资，比县委书记挣得都高，给你个县委书记干，你都不会去干！看着手里的钱，我笑了，工友也笑了。
1992年下半年，拿着打工挣来的五千块钱回到老家，花钱请人盖了三间土墙房，花费将近二万块钱，剩余的一万多块钱都是从工友手里借来的。为了还钱，我更加拼命地在金矿里加班加点干活，大概在1992年年底的时候，我的工资可以拿到300多块钱了。
2000年年底，重病缠身的老父亲去世了。那时候我的工资已经可以拿到1000块钱左右了。工资涨了，我的身体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力气了，呼吸特别困难，和我一起打工多年的工友也是呼吸困难，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感冒了，就没有太在意。
2001年年初，实在干不动活儿了，金矿老板就让我们滚蛋。看着身体真的不行了，我们只能走，我和工友们就集体到医院检查。医院刚开始认为我们是肺结核，后来经过检查，才知道，是我们的肺部因为长久吸入石头产生的灰尘导致肺尘病。医生当时就说，我们这种职业病无法根治，不仅是丧失劳动能力，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拿着检查报告单，我们都傻了，我们都还年轻，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干活儿，怎么挣钱？为什么金矿老板当时不告诉我们害处？不给我们劳动保护？为什么不采用加水打炮眼？我们实在想不通，我们就找到金矿老板要求赔偿，老板看完我们的材料后，当时就破口大骂，说我们是白眼狼，没良心，说我们这些烂民工，没文化，不讲理，个个难缠。他还说，如果用水打炮眼，成本太高了，本来山上就没有水，还要花钱专门请人背水上来，谁来付背水人工资？难道从我们的工资里扣除背水人的工资？我们当时不服气，请人背水是金矿里应该做的事情，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金矿的责任，难道金矿只让我们干活，不管我们的死活？不行，一定要给个说法，实在不行我们就到法院告金矿！结果，话刚一出口，金矿老板当时就笑了，你们不仅挣了金矿的钱，还反过来告我们！他拍着办公桌说，金矿是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是政府的，有的是钱，既然你们这些烂民工，白眼狼，不讲良心、不讲职业道德、恩将仇报，你们就去告吧。金矿宁愿拿出500万人民币送礼，摆平关系，也不会拿给你们这些死不要脸的烂民工一分钱！
协商无果，我的堂弟谭丛宏就组织39名工友，大家集体凑钱在县里告状。县里说，告状可以，必须要医院、村里和乡里提供相关证明才可以受理。为了开证明，我们都各自回到各自的村里和乡里找领导开证明。村里不给开，说让我找乡里，找到乡里说明来意，乡领导当时就火了，开个屁证明！你们挣钱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起乡政府？现在你钱挣够了，自己生病了，关我们屁事！凭什么让乡里给你开证明？看到乡里死活不给开证明，堂弟谭丛宏就召集一些工友集体找乡政府，和领导打了一架才把证明开出来。本以为证明都有了，我们就可以告状了，事实上，我们错了，我们太单纯了，两年下来，县里根本不正眼看我们，找法院不受理，说我们和单位没有劳动合同，不是正式工，不能立案。
县里不管我们，我们就到市里，但还是没有人理睬我们。两年下来，不仅花了不少钱，就连在一起告状的39名工友已经死了5人，不能再拖了，再拖人都死光了，想告都告不了了。大家协商一致，继续凑钱到省里上访，活人全部去，死去的工友，有孩子的带孩子，有老婆的带老婆，没老婆的带老人，各自背上被子，拿着碗筷来到省上，找到信访办，看到我们几十口人上访，信访办干部简单问了一下，就让我们回家等消息，等回复，我们不干，我们不走，我们要个说法，我们不能白跑一趟，不给答复，我们白天就躺在信访大厅，晚上保安就把我们赶到大街上，那个时候是夏天，到处都可以睡，反正冻不死人。
上访第二天，有个律师愿意帮我们打官司，省里电视台也报道了我们，原本以为我们有希望了，没有想到几天后，县里开始派人来抓我们，带头上访的人也被吓跑了，不出面了，不带头了，帮我们打官司的律师也不帮我们了，他说，司法局的说了，如果再帮我们，吊销律师证，律师事务所关门，还把人抓起来，把饭碗砸了。律师还说，报道我们的好心记者也受到处分，砸了饭碗。
听到律师的话，我们当时都傻了，怎么办？后来还是我的堂弟谭丛宏组织大家继续上访，继续花钱请律师，反正都是要死的人，死也要死个明白，死了也要争口气。就这样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律师，律师也同意帮我们打赢官司，律师费用是总赔偿额的35%。我们全部同意，哪怕赔偿款都给律师，我们也愿意，我们要的是尊严，死也要死个明白。就在我们配合律师收集材料的时候，堂弟病情发作，死在我的怀里，死得很可怜，脖子粗，眼睛大，硬是活活憋死的。死的时候，他叮嘱大家，不管怎么样，都要坚持打下去，如果这辈子我们打不赢这场官司，下辈子在阴间还要接着打！
2004年8月27日，在中央媒体的报道下，我们官司打赢了，最早一批打官司的人死完了，我们这一批39人，死了17人，最后的判决是每人赔偿医药费六万元，拿到判决书，我们找到了金矿老板，老板说没有钱，最多只能给一半，如果同意就给钱，不同意的话，就等公司什么时候有钱了才给，打了四年的官司，钱都花光了，家里孩子需要上学，我们需要钱来买药，只能同意，弄一点算一点，就这样，去掉律师费，还有几年打官司的费用，最终，我们每人到手的现金是二万五千块钱。官司我们赢了，律师发财了。
拿着赔偿款，各回各家，身体一年比一年差，当时两个儿子已经上初中了，只能指望赔偿款供儿子上学，也舍不得买药吃。刚开始还可以和老婆一起下地干点儿轻活，一年后，干不动了。我开始到处找工作，虽然我身体残疾，但脑子还好用，可以帮工厂看大门，人家一听我是这个病，说死就死，说什么也不敢要我，害怕我死在厂里承担责任。找不到工作，我只能继续在家里过着人摸狗样的生活，地里的活只能由老婆一个人干，她累急了，就回来找我吵架，我只能笑着脸让她骂，邻居说我脾气好。其实不是脾气好不好的问题，我都到了这一步了，不忍，还能怎么办？既然我是活死人，就要像活死人这样活。啥都忍着，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什么事情都不要往心里去，人家说什么也听不见，也都不要听，像狗一样，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你自己没有本事了，你连气都出不了了，还拿什么来争气？如果你不忍，什么事情都要较真的话，估计两年时间，就死路一条。我现在舍不得死，我还要看着两个争气的儿子都大学毕业了，都找到好的工作。到那时候，我再也不想活了，我会选择自杀。真的，我看到大家随便呼吸，我好羡慕，空气是大家的，都可以随便享受的，而我们却享受不到。
这几年，每当工友去世，我都会去送他们最后一程，我知道下一个死的人可能是我，回想这一生，虽然吃了苦，把身体弄坏了，但多少也挣了一点儿钱，把两个孩子供养出来了。他们大学毕业了，有了文化，就比我强多了，不会像我一样为了养家到金矿打工了。想到这些，我也就不怎么后悔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当初，知道灰尘会把身体搞坏，说什么也我也不去，哪怕家里欠再多的钱，我也愿意，有身体，比什么都好！
打了四年官司，印象最深，生病受罪，四年官司更受罪，比我生病还难受百倍。回到家这几年，最害怕看着老婆下地干活的背影，最害怕老婆说，有你这个男人，和没你这个男人一样。每次听到老婆说这句话，眼泪都无法控制，只能一个人跑到暗处哭。老婆是个好女人，刀子嘴，豆腐心。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就想和她离婚，想让她找个正常的男人生活，毕竟她是个正常的女人，为了这个家，她付出的太多，我不能继续拖她的后腿。如果还有下辈子，还能和老婆相见，我说的第一句话肯定是：对不起，亲爱的老婆，这辈子让你受苦了，下辈子我来补偿你，家里的活我干，地里的活也是我干，绝不再下金矿挣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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