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妮：我的命实在是太赖

1987年，我和他结婚了，他家人用了不到500块钱就把我娶回家。结婚的场景好多都想不起来了，但有一点至今都没有忘记。那就是他们家的一头猪，当时人都没有吃的，更不要提猪了。那猪瘦得皮包骨头，走不动路，连个猪样儿都没有，简直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婆婆说把猪给杀了，结果没有人杀，就是杀了，也吃不到肉。1988年9月，儿子小飞出生了，我们也分家了，当时婆婆分给我们一个水缸和半缸小麦，家里日子应该说相当难过。

大概在1992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干旱非常严重，土井里的水都干了，需要跑很远的地方担水吃。一亩地最多能收200多斤小麦或者玉米，大部分都没有收成。我们家三个人的旱地是三亩三分地，一季收的粮食还不到600斤，而上缴国家分摊下来的公余粮却要一千斤左右，就算我们不吃不喝还不够交给国家的。更要命的是，本来我们这里庄稼都欠收，快饿死人了，结果上面说这里庄稼丰收了，乡政府来了一个通知，必须要上缴国家特产费，每人头80元。当时我们都想不通，吃的都没有了，怎么又丰收了？简直是瞎闹！乱整！说归说，骂归骂，如果你不完成上缴给国家的任务，村干部就带着乡政府干部上门找你，限定你三天内必须交完，如果上缴不完，就开着三轮车到你家门口，见人抓人，见牛抓牛，甚至把你家的房门砸掉拉走顶帐。

尽管乡干部想尽所有办法收缴公余粮，但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任务，那个时候也没有可以打工的地方，本地更没有工厂，老百姓整天没事干就蹲在一起喷火（聊天）。村里其它的分摊严重，盖个学校也要人头50元。可能是太穷，太无聊的原因，老思想就开始作怪，本来都要饿死人了，却还想着多生男孩，孩子生的越多，就代表她们越有本事，多子多福！当时计划生育抓得也是最为严格的时候，如果超生了，对不起，亲戚和周边的邻居都要受牵连，乡干部也要过来把你家抄了！我掌柜的人老实，害怕因为我超生了连累亲朋好友，就不让我生。尽管计划生育抓的紧，但村里还有一部分人死命生孩子，尤其生男孩，他们的口号“三间房子给你扒，爹娘老子给你抓，不见男孩不回家！”。

后来村干部就开全体社员大会，他说，就是卖血，也不能欠国家的。或许是村干部的话起了作用，或许是迫于无奈，开始有人到县城或者别的地方医院卖血。不到几天功夫，村里的人几乎都加入卖血的队伍，卖的人多了，就开始有人专门开着三轮车上门接人，早晨进村接，晚上送回来，每人来回路费五元。

大家都去了，我也不能落伍，自然跟着去，当时血站人山人海，如果要想排上队，必须自己掏五块钱买个挂号本，这样你就不需要每次都要排队验血型了。第一次卖血，好不容易排上队，当时我就抱怨了两句，结果血站的医生就不高兴了，让我滚蛋走人。见他们脸色变了，我只能赶紧陪笑脸，好话说尽才同意采我的血。我卖的是小血，也叫单采血，把血采到一个共用的血袋里，收完一个血，在水里简单清洗下接着用，采了多少血，具体有多重也不知道，然后把血浆提走，红细胞又输到体内，每次50块钱，第一次拿到钱，头都蒙了，胳膊一伸就来钱？这钱挣的太容易了吧？手里拿着钱，来到一家饭馆门口，看到有肉卖，口水都出来了，最终还是没有舍得吃，吃了一碗面条就往家赶。家里的一头耕牛还在村里关着，日子要过，必须要牛来耕地，庄稼人没有耕牛耕地就完蛋了，赶紧到村里交公粮钱，把牛赎回来。

尝到了甜头，村里人就不再担心干旱了，也不再担心交不起公余粮和特产费了，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也开始过上了有肉吃，有烟抽，有酒喝的日子。全村没有卖血的最后一户人家最终也去了，她和我是邻居，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很小，没有吃的，几个孩子都快要饿死了。她和别人不同的是，她卖血的时候还特意带了一个蛇皮袋，卖完血就用卖来的钱买一袋子馍馍回来给几个孩子吃，如果不卖血，几个孩子肯定死路一条。

就这样，从1992年到1993年的两年时间里，我和掌柜的前后卖了大约30多次，每次去掉来回路费和吃喝，到手也就30块钱左右。大概在1993年年底的时候，血站就有谣言出来了，他们说这血是外国人买去了，他们有钱，想杀中国人，故意在血袋里放慢性毒气，只要卖过血的，再过20年都要慢慢死光，谣言多了，卖的人就少了，血站自然就倒闭了。

血站倒闭了，有钱人就开始开着车进村上门采血，价格不变，只要是人，不管身体好坏，有病无病都要，胳膊一捋就采，害怕人看到，就跑到猪圈和厕所里采。

大概在1998年夏天的时候，村里人就开始病了，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病，反正病情大致差不多，光发烧，嘴唇紫，浑身痒，爱生病。特别一到夏天，全身发痒，全身抓的都像癞猴子（癞蛤蟆）一样，只要蚊子一咬就烂。小医院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大家开始相信迷信，请大仙上门驱鬼，家庭条件好的就到省城大医院看病，结果病没有看好，有部分死在了医院和回家的路上。

 

看到村里每户人家几乎都死人，甚至有全家死绝，村里人开始知道什么病了“爱死病”。再后来，上面来人检查，说我们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是无法治疗的病，依现在推理来看，最后卖黑市血的那批人基本都死光了，也是发病最早，死亡最早的一批人。隔壁邻居开始卖血比较晚，刚尝到甜头血站就倒闭了，只能卖黑市血，在村里她也死得最早。

知道卖血可能感染艾滋病后，村里人都忙着到医院检查，我和掌柜的也跟着去了。第一次检查说我们没有，我感觉身体不对劲，天天感觉不舒服，2004年1月8日我再次到医院检查，6天后，被告知，我是艾滋感染者，拿着检验报告，我跪在地上大哭，完了！彻底完了！只能等死了！

回到家，哭归哭，闹归闹，世上没有后悔药，好死不如赖活着，天塌砸大家，日子还要继续过，毕竟我还有个儿子可以帮我养老送终，儿子是我最大的希望。

2005年年初，掌柜家的大哥也被检查出是艾滋病，她的媳妇更可怜，当时她刚生了小孩不久，孩子吃奶的嘴烂的不成样子，发烧拉肚子，后来小孩死了，没有超过三天，她也死了。

2005年3月，我儿子小飞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我彻底绝望了。儿子感染对我的打击是最大，儿子没有卖过血呀，为什么也可以感染上？儿子可是我活下去的希望呀。看到我坐在医院的地上哭着不走，医生就告诉我，儿子最大的可能就是在村里打过针而被感染的。事后，我回想起来，在我儿子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村里有户人家的母牛产牛犊了，请了一场电影庆贺，儿子就和他爸爸一起去看。电影就在庄稼地里放，没有板凳，只能坐到地上，又加上天冷，儿子就冻着了，到村里打针，村里病人很多，死的人也很多，条件有限，不是一次性针管，医生最多就用开水烫一下接着给下一个人打，交叉感染。

2008年，我们家的老房子也快要倒了，考虑到儿子20岁了，该找个媳妇了，我们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盖房子，这些积蓄有一部分是我们卖血的钱，当时物价低，一块红砖才5分5，加上我家掌柜的本来就是盖房子，大部分活都是自己做的，全部费用算下来用了大约三万。

房子盖好后，在鞋厂打工的儿子谈了一个女朋友并把她领回家，我们当时就不同意，要知道女方还不知道我的儿子是艾滋病，我们能隐瞒多久？隐瞒再好也没有用，结婚的时候需要体检，人家肯定会知道，更何况将来生孩子也需要体检，算了，还是不同意为好，免得快要结婚了，几万块钱也花了，人家一旦知道，照样和你吹，人财两空划不来。说实话，我家儿子长的不丑，就是因为有艾滋病导致了他不好找女朋友，我们这里形成了一个规矩，男女双方面后，感觉都没有意见，两个人就一起到医院检查，如果都没有艾滋病就接着谈，否则免谈。

2010年，县里的防疫站就帮我们家儿子介绍女朋友，他们就说，女方也是艾滋病，谁不要埋怨谁，天生一对。两个年轻人一见面就同意了，女方要求不高，也没有和正常人一样要求要两层楼房，要求大办婚事，否则的话，肯定娶不起。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地方，房子不算，要想正正规规娶个媳妇的话，前后没有十多万想都不要去想，碰都不要去碰！考虑到自己家的实际情况，肯定盖不起两层楼房，掌柜的就买了点红砖，在平房上面加砌了半截砖墙，弄了个假楼房，装修了一下，两个年轻人就结婚了，顾及到儿子、媳妇和我都是艾滋病人，最害怕热天，一到夏天就受不了。掌柜的看到实在可怜，从牙缝里省钱，为我们装了一台空调，费电，舍不得用，只能当装饰品。

2011年，孙女出生了。为了这个孩子，媳妇也费尽了心思，怀孕期间一直吃抗病毒药物，孩子出生了，连母乳都不敢喂自己的孩子。所幸的是医生说目前孩子没有被感染上艾滋病，媳妇和我儿子一样可怜，她的全家比我家还要可怜，全家5口人，爸爸妈妈，她本人和妹妹都是艾滋病，一个弟弟虽然不是艾滋病，但是肌肉萎缩不能走路，医生说也活不了几年。

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可以自由出门打工了，我是个要强的人，也勤快，如果没有这个病，靠自己的双手出门打工，大钱不敢说，小钱应该可以，这个家应该不错。如今，村里没有感染上的人，见到我，就像见到瘟神来了一样躲避，反过来，外面大城市的人不害怕我们，他们敢和我们握手，拥抱，还带我们村的人到外面旅游一次，还和我们一起拍照片上电视。我们这个地方穷就罢了，当地干部还贪污严重，村干部都到城市里买房住了，整天看不到人，偶尔开着小车来下，想办事情都找不到人，签个字，盖个章都需要好几天才能办成。更可气的是，上面给我们的钱不是帮村里盖房子，就是帮小学捐电脑，反正就是到不了我们的手，我们这个村也该倒霉，驻村工作单位是县团委，这个单位穷，没有劲！今年过年才给了几十斤干面条，过节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如果摊上县里有钱的单位就好点，说不准还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发上一桶油。

算了，少说为好，眼泪早就干了，说的越多，心就越痛！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不想活了，活一天就要连累家人一天，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后悔卖血，如果放在现在，就是给我500块钱一袋我都不同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和我一起卖血的人，有的却没有感染上，为什么我就感染上？为什么儿子也感染上？说白了，不怪天，不怪地，就怪我的命实在太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