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冰点人物：卑微的救助

张仁杰觉得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可他自己连工作都没有，他甚至不能带小雪萍回家住———他的那个所谓的“家”，月租金只有50元，是楼梯下隔出的一间只有一米宽、两米长的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小得连一个人转身都困难。一个钉在墙上的小书架、一张小书桌，一把小椅子，占据了全部的地面空间。

　每天回来，他必须先关上门，转身，摊开双臂、叉开双腿，抵在墙上，像只壁虎一样，爬到书架上面，把折叠床板放下———这就是他的床了。床头还堆着一些杂物和衣服。张仁杰总是开玩笑说：“我这屋子，比空间站的利用率还高。”

　王雪萍和大伯乞讨，每个月收入400元，去掉150元的房租，加上一些开销，最多只能攒200元。什么时候才能凑够20万元呢？张仁杰想到了网络：商业网站每天都有好几千万访问量，把王雪萍的图片放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为她捐款。

　在联系商业网站屡屡碰壁后，他想到了自己建网站。在朋友的帮助下，张仁杰把自己的博客改成了个人网站。他给网站取名“感恩中国”，主要刊登反映乞丐们生活的纪实图片和文字，希望“唤起人们的知恩、感恩之心”。

　通过“感恩中国”和其他热心人的介绍，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为王雪萍提供了6万元的手术费用。小雪萍脚部矫正手术已经在东直门医院完成，预计半年后可以下地走路。

　张仁杰常常骑着自行车，花上两个小时，从北京城的西北角跑到东二环来看望小雪萍。他不喜欢那些带着《圣经》来看望雪萍的人。

　 “他们老是说神救了雪萍，明明是好心人救了她嘛！”有时候，他看到这些人进来，便扭头走了。

　和小雪萍住一个病房的，是来自福建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小文和小武。他们患有脑瘫，双腿畸形，只有拄着拐棍才能勉强站起来，要父母拉着板车送他们去学校。在福建媒体的帮助下，残联、妇联和好心人，给他们凑了1万多元来北京治病，却被骗子骗去了一半。张仁杰知道后，帮着他们查找骗子、联系善款。孩子们都叫他“感恩叔叔”。

　 “感恩叔叔”对未来有很多设想：等网站流量大了，等有人给网站捐钱了，除掉自己的生活费，其他的全设“感恩中国”基金，给小雪萍这样的孩子治病。但眼下，他显然连自己的生活也安排不好。

　来北京一年了，除了当过短期的健身教练和家教外，张仁杰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带来的3万元存款，只剩下不到5000元。他毫不遮丑：自己身上穿的厚运动裤，还是大学生给的。

　这很容易让人对他的事业产生质疑，但他自有主张。“我的网站一定会发展得很好，或者，我去办公司赚钱。”过一会儿，他又神秘兮兮压低嗓门儿说，“其实很多人看上了我的网站域名，想收购呢。实在不行，我就把网站卖掉，再找份工作，总能多养几个孩子吧。”

　按照张仁杰自己的说法，他在北京还是“认识几个高官的”。和那些朋友交往，以及对乞丐的关注，常使他感觉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要知道，我的朋友还有区长呢，和他们吃饭，常常一顿就吃2000多块。好几次散席，我都借口上厕所让他们先走，然后回去叫服务员把剩菜打包，带回去给那些乞丐。”

　一旦有人质疑，他为什么不请官员朋友协助解决小雪萍、乞丐们的难题，他就迟疑了。过一会儿，又说，其实我也想过，我给那些官员和企业家的孩子拍照片，印出来专门给他们送去。等熟悉了，再和他们说捐助的事，我相信日子久了，他们肯定会捐钱的———他们反正也不在乎这么一点钱，有的人身家好几个亿呢。

　 2005年12月初，北京骤然降温。张仁杰更加频繁地往五道口城铁桥下跑。“我常常在深夜悄悄地摸摸老人们的鼻息，万一他们晚上冻死在这里怎么办？”张仁杰担心地说，“那几天最怕北京会下雪。”

　 12月5日这天，北京的气温降到了零下9摄氏度。张仁杰照例到五道口附近“巡街”。远远地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迎着风颤颤巍巍地挪动着，两手紧紧抱着一团破棉衣。他带老人去附近的小饭馆吃了一碗热汤面后，把老人送到海淀区救助管理站。

　临走时才发现，这位叫于雅珍的老人，双脚只缠着几层塑料袋，冻伤的脚面已经开始流脓。张仁杰二话没说，把自己脚上的袜子脱给老人。平安夜前一天，他第三次来到救助站。老人脚上的伤口已结疤，他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12月30日，天气阴沉下来，似乎要下雪了。张仁杰看完王雪萍，去清华大学学生爱心协会搜罗了些旧衣物，送给那些乞丐，又帮他们搭好简易棚子。路上，他忿忿地对同去的记者说，我最讨厌那些把乞讨者称为“骗子”的人了。有人说这些乞丐白天化装乞讨，晚上穿得漂漂亮亮地去肯德基吃饭，这怎么可能啊？我天天跟踪他们，他们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他有时也冲乞丐们发火：“上次给你的衣服呢，怎么不穿，是不是又拿回家给儿子媳妇了？”“都快过年了，你怎么还不回家，让孩子和你一起受冻！”

　当看到上周刚被自己送上火车的“老张”又出现在城铁桥下时，张仁杰真的生气了。前阵子，有38个老人住在这里，他好不容易劝走了一批又一批。老张那批人走的时候，张仁杰自己掏了280元钱，给他们买了7张火车票。可眼下，他们又回来了！

　这种寒冷的天气，很容易让张仁杰联想起自己的童年。他家经济条件不好，十几岁时，他流浪到郑州，一度靠捡垃圾为生。幸亏遇到一个好心人，送他去武术学校学习，还给他生活费。他认这个好心人为养父。正是从那时起，“感恩”的种子，悄悄种在了张仁杰的心田。

　养父夫妇都过世了，张仁杰觉得，帮助别人也是一种“感恩”。在决定帮助王雪萍之初，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投入那么多情感。“你瞧，雪萍做手术我得管吧，恢复我得管吧，等她将来好了，上学我也得管吧，还有小文、小武，还有那些城铁下的老人，他们虽然和我没有直接关系，可看着他们我的良心受不了。我起码送走过几十个老人。能让他们回家过年，我就放心了。”

　有时，他也承认这些事情会让自己变得很烦。因为他从来不曾预料，帮助别人，会把自己的生活也卷进去。他只有21岁，至今还没有找到工作。

　 “靠个人的关注是一种心态，靠政府的关注是一种制度。我希望能唤起政府的重视，尤其是政府的高层官员去关注这个事。只有靠制度救助，小杨丹才不会死。”

　有人曾质疑，张仁杰这种义举背后的利益动机。对此，他解释说，这多少受到几个韩国人的感动———他们每天早上8时左右，会在早点摊上买上热腾腾的豆浆和包子，分发给城铁站下聚居的乞丐。

　老人们都知道送他们早点的是韩国人，但对这个时不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张仁杰的身份，都不甚清楚。他们穿着张仁杰和爱心社大学生们送来的衣服，对张仁杰的镜头也不避让。但他们要求：你可千万别把我们的照片卖给外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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