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仁杰：“中国的良心”

我不是英雄

他叫张仁杰，1984年12月生于安徽省六安一个农民家庭，12岁离家谋生，当过砖窑工、挖煤工，捡过垃圾，15岁时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就读武术学校，19岁从武校毕业后来京闯荡，那是2004年10月。第一份工作是某健身中心的教练。2005年初，为了帮助“海豚女孩”筹集医疗费，开设感恩中国博客。2005年7月，为了帮一位奶奶找到家，辞掉工作，建立了感恩中国网站，并租1.8平米，月租20元的小屋，成立了感恩中国办公室。他一直坚持：捐款者和受捐者直接联系，自己不经手一分钱，也不收一分回报。

每当夜幕降临，张仁杰逐个巡访乞丐们的落脚点，看看他们是否安睡。在午夜时分，敲响朋友的房门，借用朋友的电脑，联络需要帮助的人，把他们的故事放到网站上，而他的全职工作就是帮助别人。因为他无私的爱心行动，引起了各界关注，通过网络感动了整个中国。

感恩中国网站已经建立了3年，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网站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作为站长的张仁杰开始被网友称为“老师”，还有部分人尊称他为“中国的英雄”。张仁杰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英雄，我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网络上，有人建议把张仁杰称为“中国的良心”，但是，给年少的张仁杰戴上这样的头衔有点太过沉重。在法国，有一位叫阿贝·皮埃尔的老人，被国人称为“法国的良心”。他终其一生为穷人奔走呼喊，从1954年在收音机里为无家可归者发出愤怒的呼喊到他离开人世。阿贝·皮埃尔的生活信条只有一个：唤醒社会良知，为穷人、为流浪汉、为被剥夺和被损害者寻求福利和救济。

张仁杰自封感恩中国网站站长，网络记者，没有人给他派工作，也没有人给他发工资，用照相机，依靠着天生的那份冲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流浪者称他为兄弟，乞讨者称他为朋友。

面对大家的质疑

有人怀疑过他这样做的目的，他要面对很多的质疑，有的网友曾经毫不掩饰地说：“张仁杰，你在做秀吧！”2006年过年的时候，记者问他：“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面对镜头，沉默了5秒钟，摇摇头说：“不知道”。现在，如果某天你碰到张仁杰，再问他这个问题，他会很干脆地说：“不知道”。在张仁杰看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做人的一份良心。

有人曾问张仁杰是不是在做慈善？他说，也不知道自己在做慈善还是扶贫，也不知道盖一个帽子有什么意思。朋友会打趣地问他，“你天天这么忙，到底在做些什么？”在他眼里，只想能踏踏实实做十年的事情。谈女朋友的事情从来不敢奢望，因为现在他实在没有时间。

感恩中国这个平台，不是国家给的，也不是必须干的，但对于张仁杰来说，这是做人的一个底线，做人的一份良心。既然这个平台可以帮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义务来帮人。虽然有人说他没工资，日子过得不好，但是他还是决定踏踏实实地做十年，十年当中能让一些人得到一些温暖。

以前有人曾对张仁杰说，世界上要救的人太多了，你救一个两个这样的人没有意义，撑死一年帮助6000个人，加上助学，有什么意义呢？对此，张仁杰的心态放得很平，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带动一个算一个，而且他现在带动了很多关注贫困的人。

张仁杰对十六大提出的“和谐社会”有独到的理解。张说：“什么是和谐社会呢？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人的和谐，不要搞错了，而是你、我、他都和谐了。这不是很好吗？有人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应该是由政府来做，但是我认为无论是扶贫也好、慈善也好，应该是人人参与，这样的力量是最大的。不能单靠某一个组织，要多元化，现在感恩中国不就是一种途径吗？”

陷入深深的失望中

其实，张仁杰最大的压力来源于自己的良心，而不是别人的压力。

2007年的冬天，于奶奶的家还没有找到，每次到奶奶那，张仁杰都要掉着眼泪走，因为奶奶跟他吵着要回家：“哎呀大孙子来了，带我回家，带我回自己的家去”。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很难受，于奶奶确实需要回家，但是他却无法找到她的家。于奶奶的家还没有找到，而小女孩杨丹的去世，让张仁杰陷入了更深的愧疚。杨丹有先天性心脏病，她和父母一直在北京乞讨，希望有一天可以凑足钱治病。张仁杰向媒体求援，希望呼吁更多的好心人来伸出援助之手；他还四处奔波，只要听说哪里有善心的人，他都会登门求助。然而，就在他终于给小杨丹凑足治病钱的时候，却得知孩子在前一天晚上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

那天，张仁杰哭了。他的好兄弟，清华大学学生爱心公益协会副会长段冰说：他跟我讲起小杨丹的故事，他把责任归于自己，说自己非常难过，喝了些酒。就坐在小杨丹曾经流浪乞讨的地方哭了。杨丹去世了，救助站的于奶奶还在盼着回家，张仁杰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他说：“太卑微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连一个孩子我都救不了，我总觉得很失败，我很绝望。因为我觉得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在等着我给他们创造机会，但最终我什么也做不成，什么都没有。”

这几年走下来，在最为困难的时候，张仁杰还能咬着牙挺过来。他总觉得是那些捐赠者一直在后面推着他，让他不断前进。“是这些千千万万好心的捐助者，他们在那里推着我，推我走到今天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睛红了。每次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他心里都会很高兴，对捐助者充满着感激。

我还是条汉子

关于将来，他不知道怎么平衡感恩中国和自己的生活，似乎注定要牺牲其中一个。

张仁杰坦然地说：“现在，我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很大”。压力大在什么地方呢？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和哥们喝完酒，他可以开车回家，他敢开，我就不敢开。他死了就死了，但我死了我手上那么多的资料怎么办？经我手上走的事情怎么办？助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孩子每年的转学、升学，这些东西都要张仁杰来弄。万一张仁杰死了，这些资料怎么办？这些爱心志愿者和需要帮扶的人之间的桥梁怎么搭？怎么建下来？”张仁杰的命已经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了。

将来他要结婚，也将有自己的家庭。到时候他还能不能有那么多的精力来做这些事情？很难说。有人曾经问过他，坚持那么多年的秘诀是什么？张仁杰说，没什么秘诀，最大的秘诀就是把个人需求降到最低，减少自己出去挣钱的欲望。我们相信凭着他的个人能力，他现在也可以租每月2500元的房子。但当他忙着挣钱，忙着还房租的时候，就没有心思做这些事情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压力很大，毕竟他的生活不能一直像目前那样。他给自己十年的时间来做感恩中国的事情，趁着自己现在还年轻，父母身体还健康。

但是他认为，老是这样做下去也是不对的，自己是在做自杀性的事情。虽然有的人说他的这种救助方式很好，但是他觉得也是不好的，也是被逼的，这个做法是很不科学的。事实上，即使有很多人对基金有看法，但他更倾向于用基金的方式，毕竟基金会作为一个机构，有那么多人做事。他并不赞同大家都像他那样，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付出来，他认为这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国外的基金会运营得很好，是因为社会诚信度很高，所以张仁杰也有过把感恩中国做成基金的打算。但算完帐后，他就心疼了，最后还是放弃，宁愿自己多干省点钱救人。但是，谁也无法保证高强度下的工作，张仁杰的身体能不能像他的意志一样坚强。

张说：“通过感恩中国的平台，除了能让有些人得到帮助，让孩子们能够上学，其实我还想替那些小人物呐喊几声，尽管我的声音很小，很微弱，但我还是希望能帮他们喊两声，把他们的心声、把他们的喜怒哀乐、把他们人生的冷暖表达出来。如果感恩中国，有一天没有影响力了，帮不了别人，我可能会很坦然的走开。我大不了从头再来，再跑到南京码头，再当一回码头工人。我想我会照样挺起来，我还是条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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